把控青岛的罪恶黑手
青岛全搜索电子报   2015.08.18 星期二

    兴亚院青岛出张所全面贯彻日本侵华政策,将青岛作为日本殖民地,政治上高压控制,经济上竭力掠夺,文化上全面奴化,使青岛成为日本战争机器的组成部分,从而将青岛拖入更加残酷的灾难深渊。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破灭,全面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为强化殖民统治,化解日本陆军、海军、外交等机构在华矛盾,12月16日,日本政府设立兴亚院,全面负责对华事务,并在中国占领区设立兴亚院派出机构,推行所谓的一元化统制。在此背景下,1939年3月10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粉墨登场。
明争暗斗
日海军把持兴亚院青岛出张所
    设立兴亚院之类的对华行政统制机构,是日本陆军最早提出的。
    1937年12月14日,华北日本陆军特务部擅自组建伪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日陆军省认为:这一做法有违内阁既定的临时政府 “不可带有中华民国意味”的原则,不利于日本侵华整体战略的实施,由此开始研究设置中央机构以统制在华现地军队和维护对华行政事务统一等问题,目的在于维护内阁对华的领导权,防止关东军统制东北经济失败的恶果在华北、华中地区重现。
    1938年3月,日本政府内部提出设置“对支委员会”及“对支事务局”的草案,即由首相和外交、大藏、陆军、海军大臣共同组成对支委员会,其下设置统领中国现地机关的对支事务局。5月,日本内阁参议会审议草案后提出方案,建议由作为对支委员会委员长的首相“指挥监督”融合军特务机关的在华现地事务局。对此,日本陆军提出在战争存续期间,现地机关的长官应由当地陆军最高指挥官兼任。日本海军认为,当地陆军最高首长既受首相指挥又受陆军指挥的做法混淆了军、政关系,以此为理由予以抵制。经过反复折中,各方妥协的结果是,将“对支院”改称为更具欺骗性的“兴亚院”,现地机关的地位最终以天皇敕令 《兴亚院联络部官制》的形式予以确定。
    1939年3月10日,日本内阁发布第三号阁令,公布兴亚院联络部及出张所的名称、所在地和责任区域。规定:兴亚院派驻中国的现地机关有华北联络部、蒙疆联络部、华中联络部、厦门联络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设于青岛,责任区域为青岛特别市公署所辖区域。同日发布第四号阁令,确定配置青岛出张所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职员名额为:书记官1名、调查官5名、事务官7名、技师4名、翻译官1名、理事官1名、属12人、技手4人、翻译生1人。首任所长是海军少将柴田弥一郎。
    为调和陆军、海军矛盾,兴亚院规定由陆军掌管华北、蒙疆联络部,海军掌管华中、厦门联络部及青岛出张所。城市地位高于厦门的青岛仅仅设置了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其原因在于,青岛作为日本陆海军竭力争夺控制权的特别市,日本当局不得不采取特殊的变通措施。
    日本海军起初主张在青岛设立直属兴亚院的联络部,并管理日本海军控制的华北港口城市,但遭到日本陆军省和外务省反对。陆军省认为,青岛属于华北政区,是其一手扶持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属的特别市,自当纳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管理范围,反对日本海军的意见。外务省对日本海军的意见表示反对。1939年 2月 8日,青岛总领事加藤致电友田外务大臣,称:“青岛与海军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当地海军方面对将青岛出张所置于北京联络部之下甚为不满,认为应设置兴亚院直辖的联络部,并计划在烟台、威海、连云港设联络部出张所。”加藤认为:“在青岛及其它二、三城市设置联络部的想法在政治上、产业上看毫无意义。这样做会在将来招致青岛的孤立,因而难以予以赞同。”在他看来,青岛与其腹地山东全省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宜因扩大青岛影响而肢解山东沿海地区,恶化两地的关系;海军扩张自己势力的意见不可避免地将刺激在华北有巨大影响的陆军,影响日本对华战略的有效实施。
    兴亚院为平衡陆海军利益,决定一方面将青岛出张所置于华北联络部之下,以满足陆军掌控华北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同意由海军现役少将出任青岛出张所所长,并将即墨、胶州划归青岛,以满足海军独霸青岛的愿望,并换取海军放弃染指烟台等沿海港口城市的计划。
    这一做法表面上缓解了矛盾。实际上,日本海军控制下的青岛出张所根本没把华北联络部放在眼里,与兴亚院实际上保持着直接上下级的关系;兴亚院也没有因青岛出张所是二级单位而另眼相看,在公文处理、出席会议等方面均作为一级单位对待。
    对日本驻青总领事馆,青岛出张所同样没有放在眼里。为保持对青岛的影响,1939年3月30日,驻青总领事加藤正次郎致电友田外务大臣,要求其争取让外务省官员在兴亚院担任兼职,以便在兴亚院更好地体现外交机构的意图。围绕在青开办的日本企业由谁管理问题,兴亚院青岛出张所与青岛总领事馆的矛盾进一步凸显。3月29日,加藤与柴田达成协议,由总领事馆 “统制”日本人在青开办的企业。1939年4月10日、11日,在东京召开首次兴亚院各联络部长会议,提出工作指导原则与要求。5月11日加藤报告友田外务大臣,称柴田在参加日本兴亚院联络部会议后态度又发生变化,提出管理在青日资企业应与在北京的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保持一致。对此,柴田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按照兴亚院与大藏省、商工省达成的协议,兴亚院负责统制的事项限于“资金”、“资材”的许可,因此日资企业的营业许可申请的审批由领事馆负责。
祸害青岛
兴亚院是地道的“兴日院”
    1940年,日本开展“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活动,同时进行“中国事变”功绩奖赏活动。青岛出张所也对开办以来的“功绩”进行了全面总结,其《功绩概要书》主要记述了以下内容。
    (一)官房:组设青岛出张所机构、人员;开展文书处理、人员接待、车辆调度、财务管理、密码通讯;所属调查系还开展了农村实态、工业立地等调查,刊发调查月报。
    (二)政务班:“指导”青岛市行政并整备充实伪市公署机构、制度,将即墨、胶州归并于青岛实行行政的“一元化”管理;依据“治安第一主义”,在市区重点开展整备充实警备机构、整备港湾、振兴民业、复兴文教,在郊区重点充实地方警备力量、整备交通网、复兴民业,并改县设乡政处,以便实行市对郊区的一元化领导;通过扩充强化警察力量和伪军警备队、设立警察学校、组建民间保卫团、建立保甲制度、设直警备电话、建设治安道路及设立法院、监狱等高压措施,维持其所谓的“治安”秩序;设立禁烟清查委员会等鸦片取缔机关,以禁烟为名,行纵容烟毒之实,以毒害中国民众并攫取利益;建立劳动者登记制度、设立职业介绍所、感化院,为殖民经济网罗劳动力;还着手开展城市基础调查、编制城市发展规划。
    (三)经济一班:强推所谓的“联银券”,以毫无信用基础的纸币攫取中国财富,为日本战时经济服务;由于滥发联银券,导致青岛物价飞腾,物资供应不足,市场盛行以物易物,经济陷于混乱状态,该班遂以强制手段采取“应急对策”控制棉花、花生等大宗物产交易,严厉查处囤积物资,强令低价优先向“重要产业团体”出售粮食、设立物资对策委员会统制物资流动、为日本商品大量输入提供便利等措施,维持所谓经济秩序;该班还专门制定了《物资动员计划》,大肆掠夺战略物资,输出日本、满洲及华北和华中地区,支撑日本侵华战争;该班还负责 “产业指导”,重点监管纺织、矿山、盐业、农业、水产业等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产业。
    (四)经济二班:与日本的青岛埠头会社、华北交通会社合作,编制青岛港扩张计划,在青岛埠头会社内组建青岛港建设事务局,修复、建设码头;围绕促进码头业务的顺利开展,组织修改了埠头会社的体制,设立业界重要人物组建的所谓“协议会”,将码头运作纳入兴亚院的管控之中;为驱走第三国海运势力,“健全”和“发达”与日本海运相关联的中国海运,该班还提出了统制华北沿海口岸航运业者及相关团体的计划;在该班操控下,将青岛至连云港的海陆运输交给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垄断经营,该航线由于陇海铁路恢复通车,盈利极丰;经该班具体运作,日本驻青海军、陆军、总领事馆和兴亚院青岛出张所四方达成共识,将日本海军控制的青岛自来水业务委托青岛水道株式会社经营。此外,该班还掌管青岛的广播电台、电话、气象等业务。
    (五)文化班:在教育“指导”方面,该班严苛取缔“排日教育”,向青岛市教育局派遣了包括副局长在内的3名“辅佐官”、向各学校派遣了11名“指导官”,实行所谓“指导监督”,把持了教育主导权;还逼迫在青岛的第三国学校服从伪青岛市长的 “教育指导权”,不得从事反日教育;对被日军占据校舍的中国学校,该班提出了建设临时校舍的对策;为推行奴化教育,在中国教员及小学生中普及日语,举办了讲习会、学艺会,还向日语教授学校及相关团体发放普及日语补助金。在宗教管理方面,针对欧美教会学校、医院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妨碍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现状,该班首先组成在青日本宗教团体成立统一的 “青岛宗教联盟”,实行宗教统制,以“联络”、“指导”青岛中国宗教团体为名,将其纳入日本控制之下,“共同”开展对中国民众的“教化”、“救恤”,从而削弱欧美教会的影响;鉴于青岛佛教影响较弱,该班策划组织 “佛教同愿会青岛分会”,为将来取代欧美基督教做准备。在医疗卫生方面,该班设立了“东亚医学科学院”,以笼络、培养中日医学人才;组织防疫委员会,开展疫病防治,防止疫情影响日本对青岛统治政策的实施。
操控傀儡
    兴亚院把控青岛市政
    1939年1月7日,日本陆军、海军、外交三省达成协议,制发实行青岛特别市市制的指令。1月10日,青岛特别市公署成立,赵琦任市长。按照协议,青岛特别市公署由8个局构成。但兴亚院青岛出张所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青岛港口都市的地位将更加重要,有必要设置经济局;另外,随着即墨、胶州并入青岛,需要设立乡政局。经与华北临时政府协商,确定将在青岛征收统税的25%、盐税和关税的10%及鸦片税作为青岛特别市公署的财源。其支出预算则主要用于治安,即扩充警察队、保卫团,购置武器装备,目标在于把青岛培育成治安的 “模范地域”。
    控制市长。赵琪是日本一手扶植的汉奸市长,但日本对其并不放心,遂采取与其签署秘密协议的方式,给其套上枷锁。1939年3月25日,伪市长赵琪与日本驻青总领事加藤签订 《关于青岛特别市的备忘录》,规定:“一、给市长提交的一切重要文件必须经由顾问,市长裁决重要事项的决议前预先与顾问协议。二、辅佐官辅佐顾问。顾问有事时指定辅佐官中的一名代行其职务。三、市政会决议可否出现同等票数时,市长在同青岛日本国官宪协议后作出决定。四、市长遇到突发事件对军事长官提出派兵请求之时,应预先同日本国官宪协议。五、本协定自用印之日生效。”按照秘密协议的约定,赵琪这位所谓的市长不过是日本顾问的玩偶和代言人,毫无实权可言。日本让赵琪与其外交机构签署秘密协议,其实还别有用意。在日本政府文书中,将《备忘录》列为“条约”范畴,即让赵琪背上实实落落的卖国包袱,彻底听命于日本操控。
    派遣顾问。1938年4月27日,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与伪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达成“政府顾问协议”,向伪政权派遣政治、经济、文化顾问,把持决策、监督大权,从“内面”“指导”伪政权,使伪政权彻底沦为贯彻自己意志的工具。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成立后,所长亲自出任青岛市公署顾问,并向市公署各机构派遣辅佐官。这些顾问、辅佐官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左右青岛政局走向。
    把持市政。在日本人把持下,青岛市公署对日本侨民百般保护,对中国人任意欺压。以处置违章建筑为例。日本侵占青岛后,大批日本人涌入,住房极为紧张,日本居民建了大批未经批准的违章建筑,一些中国人跟风而动。为管制乱占乱建,青岛出张所调动各方力量着手治理。由于日本人的违章建筑多数位于市内,少数建于近郊工业区域,青岛出张所召集总领事馆司法领事、市公署日本辅佐官出席开会,议决凡是在对“都市计划”没有妨碍的建筑,实际上主要指日本人在市内建成区域的违章建筑,“得使其提请规定之建筑申请书,并对此严重予以斥责后容许之”;对未来妨碍 “都市计划”者,议决在承诺将来无价拆除的前提下,可以按上条办理,从而保护、纵容了日本人的违章建筑行为。在处置第三国人的涉外问题上,日本人要求市公署必须按照日本的意愿行事,采取一定的限制、防范措施,以维护日本的利益。如对待在青俄侨归化中国问题,青岛出张所按照日军的要求,指令市公署撤回发给俄侨的归化证书,以防止俄侨以改换国籍为由,脱离日本组织的“防共委员会”,不履行充当间谍刺探苏联情报的义务。
    全面调查。为全面掌握青岛及附近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青岛出张所调用包括伪政权各级机构在内的资源,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工作。根据大东亚省《调查资料第14号:兴亚院调查报告总目录》记载,青岛出张所共调查编辑“兴青调查资料”78种(未整理完毕18种),其中列入编号的为74项,未编号4项;1939年9月—1940年12月编辑《兴青调查月报》16期 (未整理完毕7期),1941年编印《青岛牛输出概况》1期;1941年 4月—1942年1月编印 《金融贸易月报》8期;1941年6月—1942年1月,编印 《矿业月报》8期 (未整理完毕1期);1941年6月—1942年2月,编印《青岛劳动调查月报》8期;“兴青统计月报B”项目之下,1941年12月,编印 《青岛港输移出统计》(4—11月)8期;“兴青统计资料”项目下,1941年1月—12月编印《北支那输移入统计月报》、《北支那输移入统计》11期(未整理完毕1期);“青岛都市计划案”项目之下编印调查资料15种(未整理完毕两种);另有其他调查资料6种(未整理完毕1期)、青调联调查资料两种。
退出舞台
出张所并于驻青总领事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日本陆军登陆马来半岛、菲律宾,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日军大本营和日本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此次对英美之战争及今后随着形势演变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统称“大东亚战争”。
    为统一管理庞大的亚洲占领区,加强日本和占领区的特殊关系,缓解日本各部矛盾,1942年11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敕令,正式成立大东亚省,原拓务省、兴亚院、对满事务局和外务省东亚局、南洋局并入该省。以兴亚院的人马为班底,组建大东亚省支那局的第一部(总务部)、第二部(经济部)。负责中国的总务部内设政务课 (协力中国政务、局内业务协调)、监理课(负责在华日本侨民事务)、文化课(负责在华日本人的文化、卫生事务),经济部内设理财课 (负责部内的业务协调和金融、财政、物资动员)、商工课(负责商业、矿业、工业、产业)、农林课(负责农、林、水、畜、产业)、交通课(负责交通、邮电、气象)。
    大东亚省的设置意味着被包括中国沦陷区在内的占领区被日本视为行政区。但为掩人耳目,日本将在华殖民机构依旧称为“大使馆”。所谓“大使馆”是大东亚省在华的现地最高指挥机构,下设大使馆事务所、总领事馆、领事馆。用日本人的话说:“说到底,大东亚地域的外交官、领事官是以外交官、领事官面目出现的一般性的行政官”,其霸占别国领土的野心暴露无遗。
    按照大东亚省的管理体制,青岛总领事馆不仅承担管理日本事务的工作,还成为日本在青岛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大东亚省与日本陆海军达成的协议:“兴亚院青岛出张所……的职员中,所长以外的陆海军职员,全部按现配置保留,随着大东亚省的机关整备,转为文官。”也就是说,人马还是那些人马,但青岛出张所的角色已经改有由名不副实的 “总领事馆”承担。
    1942年11月10日,华北政务委员会训令青岛市公署,通知大东亚省在华北的现地机关为 “在北京大日本帝国大使馆事务所”,承继兴亚院华北出张所事务。11月18日,喜多长雄出任日本驻青岛总领事。11月21日,喜多长雄通知青岛市公署,由村地卓尔替代原青岛出张所所长绪方真记出任市公署顾问。这意味着日本在青的新殖民体制调整全部到位,兴亚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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